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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金伦局长的另一面:曾经尝试渐进式变革的可能
作者:李景龙  2016-12-13 15:25:25  浏览次数:401

 最近一个多月以来,河北省涿鹿县教科局局长郝金伦因为个别课改项目被叫停而辞职一事,成为当今中国教育界的一大新闻。郝局长的辞职演讲被广泛转发,后续的调研文章、反思文章、评论文章发至《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多家媒体。遗憾的是,诸多的传播者与评论者中,能够近距离地走近当事人的却非常少。笔者在跟郝局长的深度接触中,虽然对于其改革的路径与细节持有个别的不同意见,然而对于他崇尚学习、乐于变革、不甘平庸、敢于担当的人品却非常尊敬。正是出于上述认识,我写了一篇文章,名为《郝金伦局长的另一面:曾经尝试渐进式变革的可能》。我期待着能够把这一文章传播出去,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让人们能够从一个新的视角去接触这一新闻事件的当事人,能够以新的角度来看待这场变革,能够以新的姿态投身改革。

 

郝金伦局长的另一面:曾经尝试渐进式变革的可能

 

北京合学教育研究中心   李景龙

   

一名基层的教育局长,因为推行教学改革受阻而愤然辞职,这本身似乎算不上什么新闻。按照郝金伦的话来说:“自己只是一名基层的科级干部,算不上什么官员。”导致这一事件成为新闻的缘由大约有两个,一是他辞职之前那个“悲愤、悲情”的最后演讲,其至真至诚给人们带来感动与震撼;另一个是当今传媒的发达,使得这一事情迅速发酵。此前,知道涿鹿的人可能不多,然而伴随着教科局局长郝金伦的辞职,涿鹿因为一个特定的事件而被关注,郝金伦也似乎成为2016中国教育年度人物之一。

对于郝金伦局长辞职一事的关注,其深层是教育界对于改革的关注,是对于推进改革的实施路径的关注,所以这一关注是个好事。然而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很少有人探究新闻背后的新闻,关注事件背后的事件,这就导致评论往往是基于猜想,基于二手资料。史学界有一个最基本的工作范式,叫做“论从史出”。在讨论涿鹿课改、讨论局长辞职的过程中,我们更该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走进事情的深层。作为一个涿鹿教育的局外人,我想说说自己亲历的、媒体上还没能触及的另外一些侧面。那就是:在辞职前的半年时间里,他曾经尝试渐进式变革的可能。

在跟郝金伦局长接触的过程中,我感到我们之间有差异,有共鸣,有观点交锋,也有彼此认同。尝试渐进式变革的可能性,这和我们之间的交往有关。

第一次跟郝局长接触,是在去年冬天。当时是一个周末,他们搞了一次面向全县骨干教师的培训,主题是“三疑三探”的落实。受主办者黄坚老师的委托,我作为与会的专家之一,参与了全程的活动。我了解到,涿鹿乃至张家口地区的高考都比较弱势,所以这一地区也是高中生源外流的重灾区。河北某著名高中面向全省搜罗高分考生,又有几所程度接近的学校尾随其后,致使河北省高中教育生态恶化,很多基层的高中校长与教育局长苦不堪言。作为一名家长,郝金伦局长也曾把自己的女儿送往外地就读高中。当然,他的女儿成绩很突出,否则那所学校也不予录取。在推行“三疑三探”之后,由于他本人对于这一改革深信不疑,所以他把自己的女儿转回涿鹿高中。

对于以县为单位,或是以校为单位推行一个教学模式,我持有不同意见。对此,还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展开说明。一方面,教学模式在理论上是个好东西;另一方面,教学模式在实践上却演化成坏东西。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

从理论上讲,教学模式是必要的,它是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之间的桥梁。有了教学模式,教学理论才能向着可操作的方向迈进;有了教学模式,教学实践才能向着教学理论的方向提升。教学模式是否可取,不是仅仅靠论证、靠猜想就能解决的,而是需要教学实践的检验。好的教学模式,就是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生成的。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北京师范大学王策三教授等教育前辈早就已经在理论上解决了这些问题。遗憾的是,我们没能对于这些理论成果引起重视。

在实践层面,教学模式的实况却不尽人意,主要表现为对于教学模式的行政干预。教学模式,如果是科任教师内生的,或是学科组长期探究形成的,那么它也许很不完美,却能内化于心。行政模式推动实施的教学模式则不同,它常常表现为“颠覆式”,像是推土机一样,要把以往的推翻,然后一切都要重建。否定过多,是模式化的“颠覆式改革”呈现出的问题之一。问题之二,就是整齐划一带来的个性丧失。面对学生,我们反复强调要因材施教,尽管这方面还有很远的距离,但这一主张无疑是对的。然而,就在突出学生学习个性化的同时,却要求教师的教学整齐划一,这无疑是一个逻辑上的悖论。问题之三,在于教学模式移植过程的简单化。蔡林森领导的洋思中学的改革,崔其升领导的杜郎口中学的改革,杨文普领导的西峡一高的改革,都是他们在那所学校长期奋斗、长期探究、长期磨合并逐步形成共识的过程。所以,他们所提炼出的“教学模式”,仅仅是整体改革的冰山一角,那水下的部分,才是托举外露部分的最重要的力量。然而最近十多年以来,人们片面引进某地、某校的“成功模式”,引进之后成功者甚少,这种不成功其实是可以预料的。因为,这种简单的移植,不太关注其整体性,不太关注其特定的条件,不太关注其曾经的遭遇、磨难与抉择,大有复杂问题简单化地倾向。这个世界,不因为我们想得简单就会变得简单,所以,靠简单移植而实施的改革会带来很多问题。

由于跟郝金伦局长不是很熟悉,所以在第一次打交道的时候,我不便于把上述主张和盘托出。我换了一个角度,给他谈了北京十一学校的渐进式改革。我在北京十一学校工作过,所以我对于该校的渐进式、协商式改革比较了解。渐进式,协商式,这和当时涿鹿推动课改的思路是不一致的。由于他来到教育系统还不足三年,此前曾经长期在乡镇担任领导职务,所以我谈的内容没能引起他的敏感,这倒也在情理之中。

作为一线教师,我不愿意由校长或局长给我一个模式,由我来“照方抓药”履行程序。我不排斥模式,但我不希望自己按照别人指定的模式行事,这也是绝大多数一线教师的真实心态。所以,如果以行政的方式强推改革,就势必造成一线教师的内心抵触。这种抵触,常常会以变通的方式去表达。所以,“涿鹿教改叫停”一事(其实是只叫停了“三疑三探”),站出来的是家长,其背后是教师的抵触,尤其是校长的抵触。分析这一改革,我们需要分析到这个层次。唯有这样,我们才能让后续的改革减少风险。

在创建北京合学教育研究中心之后,我们做出了新的探索。合学教育”不像是“生本教育”那样让人一听就懂,所以我们只能就其特征做出描述。我们概括了合学教育的五个特征:无模式,有抓手;有主张,不强求;微改良,不颠覆;全方位,立体化;全人格,全人生。总之,我们希望改革来得和风细雨,来得润物无声,来得心悦诚服。所以,在近几年时间里,我们以合学教育为抓手,带领20余所学校整体转型,积累了一些相对成功的经验。我希望,我们的经验能够给郝金伦局长带来启发,能够给涿鹿的教改带来一点帮助。所以在临别的时候,我把我们写的《合学教育:打造教学动车组》、《合学教育:突破合作学习的5大瓶颈》等资料留给了郝局长,也算是我们初次交往的见面礼。

没想到的是,过了一些日子,也就是在2015年底的那个寒假前,郝局长打来电话,他说:书写得很好,没想到这么好的东西就在我们的身边。他约我们去面谈,并试图促成合学教育跟涿鹿实验小学、涿鹿初中的合作。于是,在涿鹿教育局,我们跟涿鹿初中的张校长、涿鹿实验小学的闫校长,以及教研室的张舒军主任等领导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郝局长谈到,“三疑三探”在全县开展得很好,遗憾的是涿鹿实验小学、涿鹿初中没能开展(后来被称之为“退出”)。涿鹿实验小学是全县条件最好的小学,涿鹿初中是全县规模最大的初中,他希望这两所学校也能够有改革的动作。所以,想在这两所学校引进合学教育。这样,合学教育和“三疑三探”在涿鹿这块土地上可以并存,也可以形成一种竞赛的态势。

对此,我的理解是:在突变式改革受阻的情况下,郝局长在谋求一种“渐进式改革”的可能性。这是他辞职之前半年开始着手的事情。

第二次去涿鹿,我们跟涿鹿教育局的领导,尤其是涿鹿初中的领导有过深度接触,彼此增进了了解。在返回之前,涿鹿方面希望我们听一节课,并参与讨论。通过这样的活动安排,深度切磋也就有了载体。我们愉快地答应了涿鹿方面的要求。第二天,我们听了涿鹿实验小学范老师的一节数学课。范老师是学校的骨干教师之一,课上得有板有眼,体现出很好的教学素养。当时,郝局长亲自来到课堂,同时教研室主任及部分教研员团队及涿鹿初中、涿鹿实验小学的领导也来到课堂。像是郝局长这样,能够亲临课堂,能够跟老师们深度接触的局长真的不多,这种精神很值得尊敬。

评课时,郝局长等领导先后发言,对于这节数学课发表自己的见解。接下来,我站在“目标、策略与评价”的视角,对于这节课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评课固然可以各抒己见,但我们需要找到绕不开的那些共同视角。否则,就会七嘴八舌,就会各唱各的调谁也不服谁。我们说的教学目标,是教学的核心问题,是研究问题的逻辑起点;教学策略,要围绕教学目标展开;教学评价(达成度),也要围绕教学目标展开。所以,我们不讲“教学模式”,但我们讲“思维范式”,讲“话语体系”。在“目标、策略与评价”的“思维范式”与“话语体系”下,我对于这节课谈了自己的认识。我不能保证自己讲的都对,但我能保证我讲的有逻辑。也唯有讲逻辑,我们的教研才能上水平。在我讲完之后,北京合学教育研究中心的张素兰老师就课堂上用到的策略做了深度分析与诊断,并针对发现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评课,涿鹿方面的领导和老师都感到我们很专业,并给他们打开实现高效课堂的一些新视角。评课的过程中,我们的谈话和风细雨有理有据,这就解读了合学教育的特征:无模式,有抓手;有主张,不强求;微改良,不颠覆。

席间,郝局长三句话不离本行,他谈起了河北省那所培养“高考特种兵”的巨型学校。他说,那所学校严重违反学籍管理规定,采取不正当的方式争夺生源。随后,他给我们看了自己的微信。他和那所学校的校长加了微信好友,这样,彼此也就能够更加顺畅地交流。然而他给我们展示的,却是彼此的“对骂”。那所学校的校长说郝局长“书生气十足”,郝局长指责他“缺乏职业规范”。郝局长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英雄情怀,给那个局校长发出通牒:“如果你再胆敢到我们涿鹿老争夺高中生源,我将到教育部举报你……”郝局长的这个“威胁”还真管用,那所学校乃至其他学校真的没敢违反规定,没敢再次来涿鹿抢夺生源,尽管他们在其他地区的争夺并没停止。

谈笑间,他把这些事情说得很轻松。然而,他内心的压力是不言而喻的。他毫不隐讳地介绍了在涿鹿实验小学跟诸多家长的那次遭遇。他是一个简单而执着的人,看到他跟“反对派”的家长面对面的交锋,看到他把自己的女儿转走又转回来的决绝,看到他和那所巨无霸高中校长的“对骂”,就可以看出他对于涿鹿这片土地的热爱,可以看出他对于涿鹿教育的情怀。知道了这些,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会在改革受阻的时候愤然辞职,就不难理解他的那个演讲为什么被广泛传播。

就在这次去涿鹿的时候,我们去了他的办公室。我们注意到:没有违反八项规定,他的办公室很小,一张办公桌,一张床,靠墙的位置摆着很多教育教学的书和杂志,剩下的过道就已经很窄。他在这里体验着《陋室铭》的意境: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杂志当中,有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的中学各科教与学,这是一个特别专业的教学类专业文摘,很多老师都没听说过,然而作为局长的他,却把这一杂志当作自己的必读书。他说,他最近读书很快,读了很多书,眼界也开阔了很多。所以,当他说起张思中英语教学法等内容时,总是那么自然,如数家珍一般。他学农学出身,一直在团县委以及乡镇工作。在不足三年的时间里,他对于教育内部深层的东西知道得太多太多,这不能不让那些长期做教育工作的人叹服。在涿鹿教育界乃至更大范围,像是郝局长这样的爱学习的人不多。所以,当人们抱怨改革推得太多太快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注意到事情的另一个侧面,那就是很多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学习太少,学习速度太慢。这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我们为郝局长的学习精神所折服。

彼此的赏析,让我们互相走近。这就导致了我们第三次走进涿鹿。今年的46日,我和张素兰老师应邀来到涿鹿,为老师们举办合学教育讲座。当时,郝局长正在北京学习,但他已经深度介入到这一讲座的细节安排。涿鹿初中和涿鹿实验小学一墙之隔,当时邀请我们的是涿鹿初中,会场设在涿鹿实验小学,参会的除了这两所学校的老师之外,还有职业高中的部分老师。我想,如果不是局长从中协调,就很难有这么多老师一起学习的局面。在他看来,老师们听我们的讲座也算是机会难得,所以要把讲座的效益发挥到最大。通过这样的细节可以看出,为了这个县的教育,郝局长真的煞费苦心。

我们的讲座,赢得了与会教师的一致好评,我们的主张并没有迎来教师、校长与家长的抵触。这次讲座的价值在于,老师们拓宽了眼界,他们发现,原来富有成效的改革还可以有另外的实施路径。在郝局长辞职之前,我们和涿鹿初中的合作一事,仍然处在磋商之中。

郝局长辞职后,我在第一时间给他发去短信。震惊之余,我觉得他需要朋友的安慰。尽管有那么多人表达出对于他的赞赏与惋惜,然而冷暖自知,孤独与寂寞也唯有自己去承受。他还惦记着我们跟涿鹿初中合作的事情,他说:“遗憾的是那个事情还没有结果”。我说:“涿鹿初中会做出恰当的判断,我们更期待着郝局长能够顺心如意。”

在郝局长辞职之后,舆论上有一个提法是需要做出调整的,那就是片面地以成败论改革。似乎,因为失败了所以叫停了;或是说,因为叫停了所以失败了;再或者,就是因为辞职了所以失败了,因为失败了所以辞职了。我想,这种非黑即白、非好即坏、非成即败的成败观是有害的。我们还可以这样看:世界上没有绝对平坦的大道。无论是郝金伦的人生轨迹,还是“三疑三探”在涿鹿的移植与嫁接,乃至于涿鹿的教育改革,都无非是在前进的道路上拐了一个弯。

郎平曾经说:“困难是比赛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在改革的路上,改革也将与困难乃至挫折相伴。如果出现了一点问题就以成败论,这样的舆论环境和土壤将不利于教育改革家的诞生,将会让平庸成为常态。这将是中国教育的悲哀。所以,怎样看待郝金伦这一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在考验着教育界的信仰与追求。

就事情而言,我对于郝局长实施改革的一些做法持有不同见解。然而就人格而言,我觉得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是一个不甘平庸、勇于担当、热爱学习的人。另外,他也是一个善于反思、及时调整的人。只不过,他引领的另一块“渐进式改革”还没能开始发端,但他“渐进式改革”的思想已经有了萌芽。

事后评价郝局长的辞职,我想他还多少缺乏一点隐忍。马云说:“昨天很残酷,今天很残酷,明天很美好,但是有很多人死在今天晚上。”涿鹿的改革,如果假以时日,通过不断调整,完全可以迎来新的曙光。然而,他却以辞职的方式舍弃了可以继续发挥作用的平台。如果他的辞职演讲再晚一个月,比如在看完了中国女排夺冠之后,他或许还能为变革做出更多的忍耐、等待与变通。女排在夺冠之前也曾经输掉三局,那么涿鹿的教育改革为什么就必须一路绿灯呢?

在他辞职之后,我给他发去短信,我建议他给自己搭建一个“更小的平台”。现任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放弃潍坊市教育局局长的职务,放弃教育部官员的身份,来到一所最基层的学校,以最直接的方式而不是间接的方式去实践理想。无独有偶,北京十一学校的前任校长李金初,当年有希望做海淀区教育局的一把局长,然而他说:“本人平生无大志,只想办好一所学校。”如今,教育部部长因为接近65岁而退离了工作岗位,而年近80岁的李金初还在以校长的身份执掌建华学校。我把这些案例讲给了郝金伦。我希望,在局长岗位上退下来的他,能够像是李金初、李希贵那样,在“更小的平台”上去实践理想,哪怕这所学校是民办校。

我们不该把改革者在尝试中遇到的挫折定义为失败。唯有我们中有更多的人敢于承担,敢于尝试,教育的现状才能得以改变。在跟郝金伦的接触中,我看到的他是一个爱学习、善于反思的人。他没有因为在领导岗位就整天忙于事务,他有着极其丰盈的内心世界。

随着“风波”渐行渐远,随着他的日益沉淀,他还可以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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